这几天的声音，一个接一个从他脑子里闪过——二叔把担保文件推到他面前时那句「你敢签，我今天就敢带头把你从董事会拉下来」；长辈们那句「尉迟的信用，不是拿来替何家垫背的」；那篇报道底下密密麻麻的留言；银行那边一再确认的措辞；还有他自己，这几天在每一个场合里，反覆告诉自己要冷静、要衡量、要保持距离的声音。
这些声音，在他走向她的这几步路里，一个一个被甩在身後，直到再也听不清楚。
他走到她面前，停下来，他b她高，身高差的压迫没有让她後退。
她抬起眼，等他说「你说得对」，等他说「我知道」，等他用他一贯的方式，平静地接住这件事，然後给她一个商务式的解法。
他说：「或许我疯了。」
她愣了一下。
他看着她，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落地：「明知道拥住你，流血的不只是你还有我，可这种痛，让我知道我自己还活着。」
她没有说话，书房里没有任何声音。
他继续说，这是他说过的最长的一段话，也是他说过的最不像他的一段话：「你之前，我没有任何感觉——不是平静，不是自在，是没有感觉。每件事都在进行，每件事都有结果，但没有一件事，让我觉得我是活着的。」他停了一下：「然後是你。你让我感觉到东西——不全是好的，有时候是不舒服的，有时候是我不知道怎麽应对的，但那些东西，让我知道我存在。」
他说完，她还是没有说话。她看着他，看着他脸上那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不是冷的，不是克制的，是一个人，说出了一件他压了很久的事之後，站在那里，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麽，但说了。
书房里安静了很长时间。她感觉身T里有什麽东西，在他那些话落下的地方，开始发烫。她一直以来应对情绪的方式，是把它压下去，给它一个名字，放进一个框架里，然後继续往前。但这一次，她压不下去，也找不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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