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定在一周後。这一周里，两个人同住一栋房子却分住两层——他在一楼西侧客房，她在二楼朝南主卧。但日子已经过在了一起——早晨她煮粥，他热馒头；傍晚她从警务处回来时，廊下的灯已经亮了，竈台上的锅里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程慈航卷着袖子在竈台前翻动着锅铲，那只旧砂锅里的汤已经滚了两遍，香味从纱门的缝隙里透出来，恰好撞见她推门进来的那一刻。他们之间还没有夫妻的名分，却已经有了夫妻的日常。早晨在厨房相遇时会交换一个眼神，傍晚她骑车回来时，他正站在廊下等她。两个人之间的默契b婚礼还要早到，只是还没有一张纸来替他们见证。
台北的秋天和南京不一样。没有栖霞山的红叶，没有玄武湖的残荷，有的是绵绵不绝的细雨，一下就是十天半月，把整座城市浸泡在一种灰蒙蒙的里。街道两旁种着陌生的热带植物——棕榈、榕树、芭蕉，空气里有GU咸腥的海风味。人力车在窄窄的巷子里穿梭，小贩沿街叫卖着蚵仔煎和米粉汤。这里的人讲闽南话，程慈航勉强能听懂一半——和他的福州老家倒是同出一脉，多少有几分亲切。小时候在福州老家，邻家的阿婆讲的也是这种话，软软的，拖着长长的尾音。那时候他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福州的榕树，福州的茶，福州话的软糯。後来他去了南京，以为世界变大了；再後来，世界又变小了，小到只剩这座岛。
到台北後，程慈航被编入新组建的警务机构，衔级保留，职务从「首都警察厅四区刑事科科长」变成了「台北警务处刑事调查组组长」。手下的几个人，还是他从南京带出来的老班底。周淩自然不必说——从南京到广州再到台北，这个跟了他五六年的年轻人像是他甩不掉的影子，每天早上准时来报到，替他打水泡茶，叫他「科长」叫得b谁都顺口。赵斌是南京四区警局的老刑警，年纪b程慈航略小几岁，却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稳重。办案经验丰富，话不多，但交代下去的事从不打折扣。罗玉成在南京时还是个刚转正的新人，渡海那年二十五岁，年轻机灵，手脚利索，在基隆港人头也熟，程慈航便把他放在码头一带，负责打探消息。到了台北後又从本地招了个年轻警员叫林阿土，嘉义梅山人，闽南话流利，为人机敏，在万华、大稻埕一带走访线人时派得上大用场。就这麽几个人，便是程慈航在台北重新起步的全部家当。
台北不是南京。南京有公馆区、有使馆、有钻戒和香JiNg；台北也有，但程慈航还进不去。仁Ai路四段新起的花园洋房，门口挂的是「将军公馆」或「委员官邸」的铜牌，他还没有机会走进任何一扇门——他刚到青田街不久，每天骑一辆旧自行车去警务处报到。那辆自行车是公家配给柳素贞的，因为她是警务处为数不多的nVX职员之一，上面多少有些照顾。她不愿欠人情，便扶着院墙自学了几天，摔了两回，膝盖上青了一大片，总算能摇摇晃晃地骑出去了。後来程慈航到了台北，她就让给了他，自己改走路去上班，程慈航偶尔起早了也骑车带她一程。中山北路三段那座红砖楼里还挂着星条旗，他远远看过，但还没有理由走进去。
有的只是从大陆涌来的溃兵、难民、投机商，以及在这座岛屿上悄然滋生的各种犯罪——走私、械斗、黑市交易，还有那些借着「接收」名义大肆敛财的「重庆客」，如今摇身一变，又成了「台北客」。更棘手的是，这些「重庆客」里不乏有来头的人物，有的和军统有关系，有的背後站着立法院的某位委员，有的甚至能搬出总统府战略顾问的头衔。程慈航初来乍到，根基未稳，却偏偏撞上了一桩棘手的案子。
一个原南京警界的旧人到了台北後伪造身份混进了物资调配委员会，以「筹办警务物资」为名骗取了一批进口汽车轮胎的批文，转手倒卖牟取暴利。案子本身不算大，但涉案的那个人却很有来头——他曾在毛人凤手下做过事，与军统保密局系统渊源颇深。
程慈航接到报案後没有声张，也没有按常规流程走。他让周淩去查那批轮胎的去向，自己则先从物资调配委员会的调令签字开始往下m0。三天後，他在万华一条巷子深处的旧仓库里找到了那批还没来得及出手的轮胎。仓库门口停着一辆黑sE轿车，车里没人，但车後座放着一只半开的皮箱，里面露出一截刚换下来的军服袖口——袖口上钉着一枚上校肩章，已经被扯掉了线头，只剩下几个针眼。
程慈航没有惊动里面的人，带着周淩绕到仓库後门，蹲在墙根下等了一个多小时。天黑之後，一个穿着灰布中山装的中年男人从仓库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只公文包，正要拉开那辆黑sE轿车的车门。周淩从侧面堵了上去，程慈航从後面截住去路，两个人一前一後，那人没有再动，只是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後慢慢把公文包放回地上。
审讯时那人态度嚣张，扬言要给台北警备司令部的朋友打电话。程慈航把笔录往他面前一推，冷冷地说：「打。现在就打。让警备司令部的人也来看看，你这个前军统人员是怎麽在万华倒卖公家轮胎的。」
那人没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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