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傍晚，挹江门外的下关码头上，一个年轻nV人从一艘从汉口驶来的江轮上走下来。她穿着一件灰蓝sE的薄呢大衣，领口系着一条深灰sE的围巾，手里提着一只藤条箱。大衣的袖口已经磨出了毛边，但洗得gg净净，熨得整整齐齐。码头上乱哄哄的，到处是扛着行李的旅客、吆喝的挑夫、哭闹的孩子。她站在出口处，茫然四顾，像是在找什麽人。
「小姐，要车吗？」一个三轮车夫凑上来，「去城里？这天气看着要下雨了。」
她犹豫了一下，说了一个地址。三轮车夫点了点头，帮她把藤条箱放上车，蹬着车驶进了挹江门。她坐在车上，看着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梧桐刚cH0U出新叶，绿的，但树下堆着的枯叶还没人清扫。南京的春天来得早，但今年的春天，街上的人b往年少了很多。
三轮车在颐和路的一幢花园洋房前停了下来。她下了车，付了车钱，站在那扇紧闭的铁栅门前。门上的铜环生了一层薄薄的绿锈，院子里几株西府海棠正开着花，花瓣落了一地，没有人扫。她按了门铃，没有人应。又按，还是没有人。
「小姐，您找谁？」一个路过的老妇人停下来问。
「我找四区警察局的程科长，」她说，「他以前常来这里的吴公馆。我是吴太太的远房侄nV，从汉口来。家里出了点事，托我带封信给程科长。」
老妇人摇了摇头，说吴家的人早走了，上个月就去了广州，公馆里只剩下一个看门的老头，前天也回了老家。至於那位程科长——老妇人指了指巷子尽头，说这会儿大概还在警局，这段日子城里不太平，当警察的没日没夜地忙。
年轻nV人道了谢，提着藤条箱沿颐和路往东走。走过几条街，经过了四区警局那幢灰sE的二层小楼。门口的岗亭里坐着一个年轻警员，正低头打盹。她没有进去，而是绕到了警局後面的那条巷子里。巷子尽头有一家小茶馆，门面不大，招牌上的漆皮已经斑驳脱落。她推门进去，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点了一壶龙井。
茶馆里只有寥寥几个客人，角落里坐着一个穿灰sE长衫的老者，正就着一碟花生米独酌。柜台後面，茶馆老板用g布擦着茶杯，收音机里放着咿咿呀呀的京戏。
她等了约莫半个时辰，茶馆的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咖啡sE哔叽西装的男人走进来，二十六七岁的样子，身材挺拔，眉目之间带着一GU沈静的英气。他在柜台前和老板打了个招呼——显然是熟客——然後习惯X地扫了一眼店内，目光在她身上停了一瞬。
这一瞬很短，短到旁人几乎察觉不到。但他似乎看出了什麽，或者说，他多年的职业训练让他本能地捕捉到了某种不寻常的气息。他没有立刻走过去，而是在柜台前站了片刻，接过老板递来的热茶，慢慢喝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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