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为你放弃，」艾莉丝说，意识到这是真的，「我是为我自己放弃。为真实生活的权利。为Ai我想Ai的人的权利。」
她们谈到深夜，制定计划，探索选择。法学院奖学金，学生贷款，兼职工作。一起生活，假装是室友。保持低调，等待世界变化。
「也许等到我们毕业，我们可以去欧洲，」薇拉建议，眼睛闪亮，「在法国或义大利，对我们这样的人更宽容。我可以写作，你可以学习法律。」
这个想法很诱人——逃离，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但艾莉丝知道这也很困难。签证，工作，语言障碍。
「我们会找到办法，」她说，更多的是希望，而不是确信。
五月的最後一周带来了最後的打击。薇拉被社会学系主任召见。当她到达办公室时，主任——一个名叫戴维斯的温和男人——看起来很不自在。
「请坐，科瓦尔斯基小姐，」他说，示意她坐下，「我收到了一些...关於你的报告。」
薇拉的心沉了下去：「什麽样的报告？」
「关於你的政治活动。参加未经批准的示威活动。与已知的激进分子交往。」他停下来，调整眼镜，「还有你与经济系学生艾莉丝·卡特的关系。」
「我们是朋友。我们讨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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